文/陈根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美的矛盾正在逐步加深。
从军事与安全的矛盾来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两名学者认为,在军事领域存在最大的误判风险。事实上,出于对技术安全性的考虑,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普遍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国际社会也呼吁限制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防止人工智能武器的扩散与不负责任的使用。
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也不会局限于某类单一的武器或作战平台,而是会广泛应用于各个军事领域,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将在战略判断、策略选择与执行效率等多个方面获得绝对优势,技术劣势方却难以用数量叠层或策略战术等其他手段进行中和或弥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困境,每一方采取的行动都会使另一方感到不安全,并推动它们采取对策手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集成至武器系统中,这种安全困境可能会更加明显,导致双方使创新国有化并限制其透明度,以寻求超越对方的优势。
从科技发展矛盾来看,当下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是跨国企业所推动的面向全球的产业分工与科技交流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以中美企业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为例,华为公布的2018年核心供应商名单(共92家)中,尽管部分企业因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而暂停向华为供货,但仍有 33 家美国供应商入选,其占比依旧占据第一位。而在苹果公布的2018年前200大供应商名单中,中国企业占比为47．6%(中国大陆公司为41家),并且还在持续增加。
然而,由于美国致力于确保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以至于采取了一系列打压他国的措施。就此而言,这一战略安排极易诱发“科技冷战”,竖起新的科技“柏林墙”,即各国在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领域尽可能采取保护行为,技术、投资以及人才流动等推动技术发展的国际合作甚至可能面临被全面限制的风险。
从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来看,作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技术之一,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与地缘经济竞争和政治问题相联系。美国方面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成为加剧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竞争的工具,特别是当一方或双方利用此类技术来干涉另一方的国内政治事务时,就像一些人认定的俄罗斯在2016年对美国大选所做的干预那样。
此外,国情不同导致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有着较大差异,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也不同。在人脸识别的数据采集、使用和处理上,中国、美国、欧盟等各方存在较大分歧。
欧盟最为强调对个人数字隐私的保护,美国也高度关注人脸识别对个人隐私权的影响,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对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则较为宽松。然而,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利益诉求往往导致国家之间衍生一系列分歧,由此科技行业变得更为分裂、竞争度更高。
